管仲法治思想的形成背景可归纳为以下三点：

一、西周礼治的瓦解与制度困境

西周初期建立的礼治体系在春秋时期逐渐崩溃，诸侯国面临礼崩乐坏的局面。传统周礼的僵化与多元民俗文化的冲突，导致社会治理失去有效规范。姜太公封齐后虽采取简化礼仪的策略，但未形成系统的法治思想，为管仲的法治理论奠定基础。

二、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实践需求

春秋时期诸侯为争夺霸权，急需富国强兵。管仲在辅佐齐桓公称霸过程中，提出“三其国而，五其鄙”的军事改革，将全国军队纳入国家控制，实现“事断于法”。这一实践为法治思想提供了现实需求和理论验证。

三、法家思想的孕育与发展

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军事需求催生了法家思想，主张以法治国、强化君主权威。管仲在继承西周礼治的基础上，结合齐国实际，创立了“法者，天下之程式也”的法治理念，强调法律对君臣、贵贱的普遍约束力，形成礼法并用的治国模式。

综上，管仲法治思想在礼治崩溃、诸侯争霸的背景下形成，既扎根于西周礼治的土壤，又适应了春秋时期国家治理的新需求，成为中华法治文化的奠基之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