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钟书的《围城》被誉为“新儒林外史”，主要原因如下：

一、核心主题与历史背景

知识分子群像的典型化塑造

《围城》以抗战初期知识分子为背景，通过方鸿渐、苏文纨等人物，展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与现实困境。这种对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性问题的探讨，与《儒林外史》通过各类官僚、士大夫讽刺传统儒林生态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时代背景的独特性

封建社会末期与抗战时期的双重背景下，知识分子面临文化认同、职业选择等新问题。钱钟书通过方鸿渐的经历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与知识分子的迷茫，使作品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。

二、艺术特色与文学手法

讽刺手法的创新与深化

钱钟书以幽默诙谐的笔触，通过夸张、反差等技巧，揭示伪文化人的荒诞性。例如方鸿渐的“海归”形象，既带有传统文人的傲慢，又暴露了知识分子的空虚。

语言艺术的巅峰

《围城》以典雅的文言文与犀利的白话文结合，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。钱钟书通过“闲话”体创作，将琐碎生活升华为哲学思考，使作品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。

三、文化影响与历史地位

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突破

《围城》延续《儒林外史》的讽刺传统，但更关注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，开创了现代讽刺文学的新范式。

跨越时空的共鸣

尽管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，但书中对婚姻、理想与现实的探讨，至今仍引发广泛共鸣。例如“婚姻是一座围城”的比喻，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经典意象。

综上，《围城》通过深刻的社会洞察与卓越的艺术表现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，其“新儒林外史”的称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其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。